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准考证上的我
周彩莲，瑶族，乡村教师。湖南省永州市人。1973年冬季高中毕业，1974年4月上山下乡到江华县上游公社来富大队。1977年、1978年、1979年三次参加高考上线，一1981年毕业于道县师范。2012年获湖南一师国培优秀学员。2013年退休后依然热心到边远山区义务支教，是永州市慈善义工0398号。近两年随独生儿子在厦门生活 。
原题
三届国考均上本科线
一波三折委屈读中师
——我那痛切心扉的三次高考
1977年冬季，国家恢复了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这一重大举措震撼国人，改变了无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命运，我也有幸成为那个年代“天之骄子”中的一员，只是我的高考之路走得十分坎坷。在纪念全国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尘封心底的往事犹如一幅幅鲜活的画卷又展现在眼前……
（一）我的大学梦想
我最早的大学梦源于父亲儿时的教诲，父亲出生不满周岁就因家境贫寒兄弟多过继给外姓人家，不到十五岁养父养母相继病逝。此后，他先在药材铺当学徒，后在矿山做苦力，只读了几年小学的父亲凭着自身的聪明勤奋让领导赏识，1950年代末、1960年初，先后被派单位送到北京干校培训班、南宁干校培训班学习，一步步走上矿山领导岗位。
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父亲对我们兄妹说“你们要努力读书，将来无论世道怎么变，知识总是有用的。只要你们考得起学校，家里再困难，砸锅卖铁爸爸妈妈都送你们读！”那时常听父亲说起矿上分来的大学生怎样怎样能干，我就想：这辈子我一定要考取大学，让父母也为我骄傲自豪。
1972年初中毕业，我考入离家25里的一所区中学读高中，寄宿生活虽然艰苦，但学习却很努力。非常庆幸教我们主课的几位老师是很有“背景”、知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或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因各种政治运动被贬从高校下到区中学，课都上得挺好的，尤其是班主任老师的语文课更能吸引学生：有《闻一多》课文“拍案而起”那响切教室铿锵一击的慷概陈词；有《雪莲》课文“亲切对话”那嵌入心脾的涓涓细流；有《纪念刘和珍君》课文那深情敬仰的目光；有《痛打落水狗》课文那千夫所指的横眉冷对；有莫泊桑《项链》的背景叙述；有唐诗宋词的作者花絮……
那时我就有一个理想：高中毕业考大学文科的新闻系或者师范类学校。为了向着我的大学目标迈进，在学好教科书的前提下，我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并坚持作读书笔记。这些课外书籍让我吸收了许多知识的精华养分，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念，学校各板块的黑板报也常常出示我的文章，我还与几个兴趣相投的同学在一起谈文学论写作，并在课余写一些散文、诗词寄给各地“工农兵文艺工作室”（后改为“群众文艺工作室”），有发稿，也有退稿。
1973年是共和国历史的转折点，邓小平同志二次复出。我的高二时期抓了一阵教学质量，学校教学一度走上正轨，在陆续举行的各类学习竞赛获奖名单里，都能找到我的名字。月考、期考也由原来的“开卷考试”转为“闭卷考试”，我都“以优异的成绩向党汇报”。
正当我们在知识的百花园中尽情采集，雄心勃勃准备考中专、考大学时，没有想到的是：文革十年唯一的那场国考，竟被张铁生这位“白卷英雄”搅乱。随之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让我的大学梦成为泡影。
1973年冬季，高中毕业回家还念念不忘“大学梦”的我，四个月后被“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冲到一个偏僻的瑶寨——江华县上游公社来富大队第五生产队，从此，我这位矿山中层干部家的千金就过起了与当地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苦劳作生活。
成为一名知青，时年16岁
不曾忘记：在一个壮劳力一天都只能挣到10分工（相当于一斤谷子九分钱）的贫穷乡村里，自食其力的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油煮菜，一日三餐吃的是坛子里的腌萝卜、酸白菜；喝的是照得见人影的稀粥，偶尔吃的米饭里还要拌着高粱、荞麦、红薯丝。不曾忘记：酷暑炎日，我们在毫无遮挡的水田里扯秧插田，手脚稍慢完不成任务就得打着手电筒连夜奋战，半夜回到知青小屋顾不得洗去汗水、泪水、泥水倒在床上边鼾声如雷。
不曾忘记：冰天雪地，在大队仓库改成那四面透风的村小教室里，我这个从知青点抽到大队的代课老师，利用晴天从山里挖回来的柴蔸生火给学生取暖，一边揉搓着被烟雾熏得通红的眼睛，一边带着学生朗读课文；不曾忘记：农忙下田插秧被蚂蝗叮满双腿吓得大哭；农闲上山砍柴掉进山洞两个小时才获救；地里锄草挖掉半截脚趾甲痛得昏倒，续火烧砖睡在窑洞前半夜被大雨淋成“落汤鸡”……
18岁作为一名乡村代课老师
出席全县先进表彰会
在那么艰苦的知青岁月里，我依然没有忘却心底那个“大学梦”，幻想着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大队能把我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出去考大学，我也为此暗暗作了一些准备。
那时候可以公开看的书很少，但只要听说谁有书我就会想方设法借来读，什么历史、地理、政治；小说、诗歌、散文；连环画“小人书”等等，因为书的奇缺，知青点里还流行“手抄书”，《第二次握手》《梅花党》、还有被视为“大毒草”的《少女之心》我都抄过。清晨顾不得香梦未醒瞌睡连，就起床读几页书才下地出工；夜晚顾不得劳其筋骨的疼痛，就着昏暗的煤油灯遨游书海，也时常在夜深人静时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那个年代认为是禁书的中国四大名著。
1974年4月至1977年9月这段时间，知青战友们有的顶职回城（我父亲体健不能病退，我就不具备顶职条件）、有的招工回城（我姐高中毕业就在矿里农场父母身边，我也不符合招工条例）、有的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读书（母亲家庭成分不好，推荐轮不到我），我一度很茫然也很失落：难不成我再也没有进校读书的机会了？真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吗？
（二）高考三次劫难
正当我准备说服自己“放弃大学梦想、听天由命”之时，我的命运出现了转机，1977年下半年江华县文教战线招工、通知我填表随后面试，因为我在高中阶段和知青时期一直坚持写作小有成效，是县文化馆重点栽培的“女业余作者”，这个名额指名招我进文化馆谁也不能顶替的。走完招工的一切程序后，我尊求舅舅的意见，他是我最信任的人。
时任江华县文教科长的舅舅给出的建议是：“放弃这次招工，凭着你的知识、能力和毅力去考一所学校，拿一个文凭再参加工作。现在招工进去的根基浅，迟早要被淘汰，相信我，你一定有机会上大学！”
想来当时舅舅一定是听到了一些关于恢复全国高考的风声，才劝我放弃招工，只是我在村子里不知道罢了，舅舅的一番话又点燃了我考学的激情。
不久就传来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当年我下放代课的村小离公社远也没有报纸，无法在第一时间知道，是舅舅随后托人捎信告诉我的，父母更是叮嘱：“不要犹豫。马上报考。”得到全国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刻，真可以用“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来形容我的心情，虽然村小代课教师是“一个萝卜一个眼”，不能请假复习，虽然从报名、填表、办理参考手续到走进考场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虽然我一贯数学基础差没有途径去补习，但报考文科我依然满怀信心。
利用周末回到家里找出初中高中读过的教科书带到村小，到处写信让亲朋好友、熟悉的人和不熟悉的人寄资料，没日没夜地翻看。为了赶时间复习，我渴了喝凉水，饿了就啃红薯，（不想生柴灶火烧开水煮饭，）走在路上都捧着书本看，一次撞到牛身边，一次撞到村里的“小货郎”，好不容易熬到上床，只要没有睡着就将学习的知识一遍遍过滤，好几次梦中的模拟作文醒来竟是那么清晰，赶紧拿笔记下。
大队老支书看我学得这么辛苦，一天晚上特意走到村小对我说：“去家里吃吧，喝碗稀粥也比饿肚子强，身体垮了我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啊！”在老支书的关照下，我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学习、再学习！
1977年12月18日上午的一场考试，我抑制不住砰砰直跳的心，开考十多分钟都没有动笔，监考老师递送了两次水给我喝，才开始平静下来答题。
每一场考试我几乎都是最后交卷，不是因为我做题慢，而是我总在完成答卷后都要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检查、修正、确认，直到口哨提示最后时间才肯搁笔交卷。走出考场同学们见我满面春风，都围着我对答案，考试结束后感觉不错。
我不知道当年录取的分数线是多少，只记得当年招生办工作人员说我的成绩比较高：除了数学27分不及格外，其他几科都不错，总分达到275.5分。接着他们派人对我们上线的考生进行“政审”，来我家政审的人走时对我父母说：“孩子是颗好苗子，我会向上面特别汇报她爱好写作这一特长，你们就等着好消息吧！”
接下来的时光我度日如年，老远见到送信的就跑出去迎接询问，看我一次次失望后，送信的大叔不忍心就刻意躲着我，眼瞅着那些比我分数低的考生一个个接到体检通知，我终于忍不住去招生办问讯，得到的回答是“你政审没有过关！”
一声“天哪！”的惊呼过后，我脸色气得发白，脑袋一阵晕眩，呆呆地走出招生办，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家里的。原来问题就出在我填的“招生报名登记表”上，在“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一栏里，我遵从上级指示，在母亲和两个舅舅的“出身”那一项填了“地主”。回想填表之时，相关领导三次把我的表打回来让重新填写详细，要求我将1944年病逝的外祖父杨君（地主）、1958年病逝的生祖父朱美福（贫农）、1945年病逝的养祖父周三多（小手工业）全部填入招生报名表里。
年轻的我哪能料到在我出生前就故去的亲人会给自己埋下“政审”的祸根！那一年我虽然考上了大学分数线，却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抛档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除了应届毕业生还有大批下乡知青和回乡青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在那还带有政治色彩的年代里，当然要让“贫下中农”的子女优先录取了，虽然父亲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毕竟母亲家庭成分沾上了“地主”二字。
我大哭了三天后，想到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认定高考是改变我命运的唯一出路，决定复习一年，考出更好的成绩，这一决定得到亲人、朋友、同学的支持。我的哥哥是我最有力的坚强后盾，他是早我两年下到江华良种场的知青，恢复高考第一年因为被抽调参加县委农村工作队任队长，工作需要没有办法报名参加高考，考虑到第二年的高考在7月，工作之余会挤出一些时间复习，他决定与我一同参加1978年的高考。
在那没有手机、没有电话、通讯落后的年代，我们的联系方式基本是写信。那时与高考相关的书籍非常缺，我们就把得到的资料手抄后互相邮寄给对方，经常在信里探讨一些写作方法、解题方法、速记方法等等。哥哥知道我数学基础不好，在信里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鼓励我，上阙为：“月下昼夜，刻苦学习勤专研。彩虹七色，知识哪能创独面？”他看到我的信里流露出一点消极情绪后，又在给我邮寄资料时附上一首小诗：“喜鹊衔窝枝枝垒、知识更得点滴钻，求知哪有平坦道。苦学更应莫畏难！”在哥哥的鼓舞下，我调整好心态时刻准备着上考场。
村小半期考试过后，为了在最后的冲刺阶段集中精力复习备考，我向大队请假，一个中年副支书提出：“你要离开村小参加复习班准备高考可以，如果考不上你就别来学校代课了，又回知青点劳动的噢，你要想好！”我无意间把这话对一个要好的老师说了，这个老师就带着我去见了当时江华县的冯生玉县长，把情况告诉他的同时也把我介绍了一番。（我1976年参加过县“文教战线先代会”“业余作者培训班”、1977年是零陵地区“少先队优秀辅导员”，考取了中师的函授生）
冯县长当即对我说：“支持知青参加高考是各级干部的职责，你尽管去复习，如果没有考取，来富大队不要，我就另外安排你到其他村小代课，你这么优秀的代课教师到哪里去找？”得到县长的承诺，我义无反顾地拿着行李来到我高中母校涛圩区中学高考复习班报到。没有想到复习班的班主任还是我高中时期的班主任杨仁富老师，他一见到我就说：“我知道你会来的，也相信你能行！”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当年复习班里有江华大石桥公社知青王乐群（后为珠海市科经局局长）、牛牯岭知青莫布民（后为江华县妇联主席）、回乡青年王志红（后为江华县教育局干部）。我与他们三个是复习班里“最拼的”，我们早上读书比谁起得最早，晚上做题比谁睡得最晚，吃饭都在互相盘问公式、互相交流解题思路，似乎对书本都“走火入魔”，王乐群同学因为睡眠不足用脑过度在教室晕倒两次，我把从家里带来的两小瓶“补脑汁”送给他，这是那个年代最贵气的奢侈品了。
那时我们虽然知道高考竞争激烈，但对知识的学习不仅毫不自私保留，还互相帮衬着，谁得到一本复习资料都与大家分享，王乐群的家人亲戚有在零陵和长沙的，他得到的资料最多，我们都借他的资料来抄着学习，我也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复习资料。高中同学任涛1977年考取中央民族大学后，从北京寄过一本手抄稿的历史资料给我，借给大家互相传抄好，我至今依然保存。
在废寝忘食的紧张复习备考后，迎来了1978年高考，复习班班主任对我们寄予厚望，最后两天叮嘱我们：“考场上你们要认真对待，每道题读懂再做，先易后难，有把握的绝不丢分，没有把握的力争得分，从考场出来无论得失都不要议论，保持最佳情绪对待下一场，考完最后一科再总结。”
三天考场拼尽全力不敢有半点马虎，语文考得比较轻松，尤其作文一气呵成；数学反正也无可奈何，比较有把握得分的是做了一道勾股定理型题目；历史、政治没有感觉难度大；印象最深的是在地理那一科，进考场前我无意间翻了一下手里的复习资料看了一道“难题”，没想到还真碰上了，那年有一道十五分的附加题，大意是一航海员2月22日从上海出发，告诉考生走哪条航线后，问经过一周到达好望角是几月几日几时？经过了那些城市、那些海峡等等？
此题除了要有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外，还要有清醒的头脑记住2月只有28天！熟悉我国与到达地的时间差。当我拿到考卷照例先浏览一遍看到最后这道附加题时，眼前一亮：这不是我进考场前刚刚看到的复习题吗？趁着思路清晰赶紧做了啊！大约十分钟完成这道附加题后，我才开始从头答卷。那一年我的地理成绩是86分。
通过奋力拼搏，我们复习班里四个“最拼的人”成绩都上了分数线，王乐群考取湖南医科大学，王志红考取零陵师专中文系，莫布民考取湖南七师（即道县师范）与此同时，在另一个考点参加高考的哥哥和莫布民的弟弟也同时上线，当年矿里许多人议论：周家兄妹和莫家姐弟双双考学上线真了不起，为矿子弟作出了榜样。
1978年没有那么多“贫下中农”子弟入学了，我顺利过了政审关，接到体检通知后，一刻也没有耽误赶往百里之外的县人民医院，考生们一个个进去一会儿都喜笑颜开地出来了，轮到我明显感觉久了很多，一种不祥的预感刚涌上心头，就听一位“白大褂”叫我一声后递过来一张“体检证明”，同时说了一句“赶紧整病去吧！”
我接过一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纸“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症）”的结论，让我再次与高等学府无缘！我当即对那帮医生怒吼：“四年前我上山下乡不也是你们体检的吗？怎么没说我有心脏病可以留城啊？现在考上大学你们就检出这个结论了？这不害我一辈子吗？”他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一个个走开再无人理会我。
这一棒打得我欲哭无泪，心如死灰。看到王乐群、王志红、莫家姐弟都顺顺利利走进了象牙塔，我寻死的念头都有了！父母见我悲叹失望到极点，便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当时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决定：要送我到省城去治疗。并对我说：“治好病你明年再考，一定会有大学读的。”
也许现在的孩子体会不到父母当年做出这个决定的艰难，认为有病就治是天经地义的事，可那时我们全家就指望着父亲每月56元的工资供养我们兄妹四个读书和外婆、母亲的生活。对于一个没有余钱剩米的家庭来说，要到省城医院做大手术的费用就是个天文数字。
为了我，父亲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还向工会借了点钱；为了我，母亲把起早贪黑在家属社磨豆腐挣下的几个钱全都拿了出来（本来是打算过年添衣被的）；为了我，大哥卖掉了下放几年省吃俭用买下的一部“永久牌自行车”，将钱悉数交给父亲；为了我，大姐拿出了在农场劳动积攒的18元钱，还连夜帮我做了两件衣服，说是让我在省城穿体面些。
我清楚地记得： 1978年12月20日，父母带着我第一次坐火车来到广西南宁。先是住在医学院附近的旅馆等床位，母亲陪着我寸步不离，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去住院部排队， 12月29日，父亲从住院部跑得满头大汗冲进旅社叫我和母亲“快去办住院手续”！旅社的病友都跑出来问：“我们都住旅馆一个多月了还没接到通知，你们怎么这样快?”父亲没有回答，拖着我就走，以最快的速度把我送进病房。
很多年后，母亲才告诉我：当年父亲背着所有人从家里带了花生、木耳、茶叶、香烟悄悄送给看病的医生、住院部主任、病房管理员，又反复对他们说：我们是外省来的，路远时间拖不起，小孩要参加高考复习，希望能尽快住院手术，请他们关照。父亲的言行感动了他们，院方就叫父亲每天第一个去排队，只要有人出院就让我先住进医院。
入院后就开始做术前准备，主治医生多次找父母谈手术亲人签字一事，母亲听医生讲述了手术中可能发生的种种险情后不忍心签字，说：“这么活蹦乱跳有才有貌的一个女儿，不做手术也能活，万一手术出事说没就没了。”父亲二话没说，拿过笔签了名交给医生。
医生走后，父亲劝慰母亲：“没事的，医生讲得严重些，我们这么远来不就是为了治病吗，不签字医生怎么治疗？即使有最坏的结果，我们还有大妹满妹。”（这后一句是背着我说被我偷听到的。）待母亲情绪稍稍安定了些，父亲来到走廊抽烟时，我趴在窗户玻璃上又分明看见了父亲眼里的泪花，那一刻我想，父亲对我的牵挂、爱怜并不亚于母亲啊！
父亲签字后的那个傍晚，医生又来到病房准备与我谈话，一眼看到了我病床上那本《动脉导管未闭症外科手术治疗》的书，那是当年考取湖南医科大学的王乐群同学得知我的情况后从长沙寄给我的。医生就开门见山的说：“你是个有知识的人，又看了这方面的书，什么都知道，我也不与你多说了，签字与否，自己决定吧。”
我从书上知道以我当时的年龄，做这个手术的风险系数是5%，也知道与我住在一个病室同种病例的18岁女孩，早几天就倒在了手术台上，然而高考两次受挫的我早已不在乎生死，一把拿过手术单在本人签字栏下一挥而就，接着从病床枕头底下拿出一张遗嘱递给他平静地说：“如果我下不来手术台，请交给我的父母。”医生用惊讶的目光望了我一分钟后接过遗嘱，什么也没说就快步走了出去，转身关门那一瞬间，我分明看见他眼里含着泪花——毕竟医生也无法预测啊！
签字后的第二天（1979年元月2日）父亲对我说：他超假几天要赶回去上班不能陪我手术了，不然扣多了工资全家人就没生活费。他鼓励我：手术不要怕，有妈陪着会没事的，为了明年上大学就要受些苦。那一刻，我似乎感觉会永远见不到父亲了，含泪拉着父亲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一会儿我上厕所回，在病房门外听见父亲对母亲说：“假如真的下不来手术台，你一定要挺住，叫医生帮忙烧了带回去。”我不忍打扰父母话别，退到走廊尽头悄然泪下。下午父亲买了一张火车票后，把身上的块票、角票、硬币都留给了我和母亲，只带了半盒烟叶走，回家的最后一段汽车路程是冬英姑姑买的票，我能感觉到父亲是饿着肚子回到家的。
我永远忘不了1979年元月9日早上7:30我接受了全麻，8点护士将我推进手术室时我还有些清醒，我的主治医生随即“全副武装”先来到手术室对我说：“别怕啊，你放松心情睡一觉醒来就好了”，话毕不足十秒钟，我就像深睡了一样什么也不知道了……
手术台上八个小时的煎熬，我分分秒秒都在和死神抗争，所幸挺了过来。母亲6：30就到病房为我张罗，守在手术室外没离开半步，八个小时里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只有望眼欲穿的阵阵揪心，直到下午三点半我才被护士从手术室推出来。
全麻三天未醒的我被母亲日夜守候着，母亲为了我的伤口早日愈合，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到院外排队去买一元八角钱一斤的斑鱼，借旅馆病友的锅蒸好端到医院喂给我吃，因为带的钱不多了，自己一天只吃两个馒头或者烤饼，十天瘦了近20斤，第四天我忽然睁开双眼，看到时年49岁的母亲头发居然白了三分之一，倒在我病床前的蚊帐外睡着了，双手和脸被蚊子叮咬得满是红坨都没有醒过来，母亲日以继夜地照顾我累到了极限！
我抚摸着母亲枯燥的白发、憔悴的瘦脸和干涩的双手咬紧牙关流泪哽咽——怕吵醒母亲不敢哭出声！（其实，那个时候即使电闪雷鸣母亲也吵不醒了，因为她太累太累……）那一刻我就在心底里发誓:“我不能死，也不能放弃求学路。”
手术一周后拆线、十天后出院，随即买火车票返程，我与母亲在路途中住了两晚，一路奔波终于在元月22日（当年农历大年三十晚）带着仅剩的两元钱回到家中与父亲和兄姐妹团圆。
很多年后，那位随访了我15年的主治医生写信告诉我：当年我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一是我的手术时间恰好碰上了北京心脏医疗专家小组到医院考察，我的手术是他们的教授主刀的，非常成功；二是我出院不到三天，南宁市所有病人——不管是做了手术的还是没有做手术的、也不管是刚下手术台的还是没有拆线的全部遣返回家，腾空医院备战，一周之内全市医院包括走廊上都住满了从越南自卫还击战前线抬下来的伤员！当年如果不是父亲机智果断走外交捷径迅速把我送进住院部，我的历史必然改写。
更令我愧疚的是：当了六年下乡知青的哥哥1978年高考凭着自己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上大学分数线，却始终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年全家人关注的重点都在我这边，竟然忽略没有让人去打听什么原因，是被人顶替？通知书遗失？抑或是其它……这个谜让我们全家遗憾终生！
1979年早春二月，我拿着医院“全休半年”的出院证明交给大队干部，什么也没有说就默默离开了村子。那个时候各生产队的知青已经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返城，只有我这个上山下乡五年的知青，户口还留在“来富大队第五生产队”，我没再奢望考不上回到村小来教书，只把1979年的高考当作是“背水一战”。怀着“不成功便成仁”、“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心态来到江华县最好的沱江二中复习班，开启了又一轮的高考复习备战。
母亲担心做完大手术的我在学校搭餐伙食不好，将我安排住在学校附近的远房表姐家吃住，表姐夫是红军烈属后代，他们一家生活虽然不富裕，却时时处处关照着我。某日天朦朦亮时，我怕开灯看书影响表姐一家休息，就悄悄溜出表姐家到学校路灯下看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晕倒了，被早起跑步的老师发现送医院抢救招致数落：“刚刚做完心脏手术不好好休息，天不亮还饿着肚子跑到路灯下看什么书啊，这女孩不要命了！”可他们哪里知道，我两次捡回的“命”，只是为了实现一个愿望——“我要上大学”。
1979年已经有了“湖南省教材教学研究室”出版的高考复习书，各种复习资料也相对多了，好在当年要的是总分上线，不看单科成绩，数学一门基础差点也无大碍。语文复习资料上的各类作文题材我基本草写了一遍；政治、历史、地理以及语文基础知识我要求自己达到烂熟于心，只要老师或者同学说出题目我就知道答案，并能说出在复习教材的那一页，“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高考书。”的我，对几本文科高考复习教材基本练就出“倒背如流”“灵活运用”的水准。
在1979年那个炎热的七月，我拿上600941号准考证，带着身体二十五针的缝合伤口，第三次参加高考，且第三次上了分数线。我虽然倾慕已久“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学院”“湖南第一师范”这几所学校，但被招生办有关人员告知：文件规定我这种做过心脏手术的大龄考生大学不能录取，只能读中师。中师就中师吧，当过四年大队代课老师的我，选择填报了最低档次的道县师范学校——为的是先“跳出农门”。
也是我“九九八十一难”还有一点没到位，各校录取的新生都是九月一日开学前就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偏偏那年道县师范因为一项基建工程承包老板没有按质量做好，学校拒付尾数款导致老板时不时锁校门，学校不得已临时决定：暂缓寄出新生录取通知书。
那年的八九两个月，在我身心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是1978年考取道县师范的莫布民大姐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她既是我一个矿区的发小和来富知青点的战友，又是晚我一年出村小代课的同事和1978年高考复习班的同学。她为我亲自找到学校来江华招生的老师询问，得知学校八月份就把我的档案调走了，又在79级新生录取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还到学生招生办查看了学校签发我的录取通知书，之后明确告诉我已经录取了，告诉我她已经帮我收拾好了床位，让我耐心等待不要焦急。
十一过后我们那一届新生才入学，莫布民大姐在学校安排下去车站将我接进校园，当夜我写下了这首小诗：“伫立校园忆逝光，心潮奔涌胜湘江。国考三遇惊涛浪，生命两攀坎坷山。沉沦倍激茅屋奋，崛起尤思红梅寒。俯首觅诗辞家去，抬头笑扬出征帆！”至此开启了我的新一轮求学之路……
（三）梦圆第一师范
在1977年、1978年、1979年三届国考的《报名招生表》的“志愿栏”里，我都填报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随着三届高考的落幕，没有走进这所向往已久的毛泽东母校，本以为这将成为今生的遗憾，却不料“峰回路转”在2012年，我所在的市、县教育局把我作为“特殊人才”送进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置换脱产国培班。
那一年学生报到时间正好与我半年前确定的儿子大婚时间相撞，两边都不能更改了，亲朋好友、领导同事都劝我：“都快退休了，就放弃别去学习吧”。我坚定地说“不，我一定得去，这是圆我一个青春梦。”
2012年10月12日从儿子婚礼场上下来，我即刻赶往福建机场飞往长沙，直接从机场打的驱车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望着门口的校牌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任由寒风吹打冷脸、任由眼泪簌簌长流，任由一群群学生驻足围观，我凝望着校牌很久很久没有走进校园。
那一年虽然我比系主任、班主任都年长，又面临退休，我依然努力学习、勤奋求知，一节课不落地听专家讲学，听老师上课，与小我一轮的同学们一样完成作业、参加活动、制作课件、下校实习，还发挥自己的特长协助系里主办《国培简报》。快结业时国培办主任发现我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最美乡村教师”“道德模范”，特意安排了一个上午，让我为全体学员作一次两个小时的专题讲座，受到与会专家、教授、领导、学生的高度赞扬。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我创下了两个最”：一是这所学校学生的年龄之最——第一师范作为特例接纳了我这位54岁的学生，诠释了前辈导师毛泽东“活到老、学到老”的经典语录；二是这所学校的荣誉之最，那一年我以自己的学习实绩获得了“优秀学员”“影子教师实习一等奖”“最美乡村教师主讲嘉宾”三项最高荣誉。三十五年后梦圆湖南第一师范，这是上苍对我的眷顾。
高考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三届国考改写了我的人生。苦难有时也是一笔财富，感谢77级的政审，让我知道了还有出身前故去的外祖父、生祖父、养祖父三位亲人，我是他们的子孙；感谢78级的体检，让恩重如山的父母亲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活到今天；感谢79级“不能读大学，只能进中师”的直言以及整个九月的煎熬，练就了我刚强的意志，让我在后来的人生坎坷旅途中直面挫折坚强前行……
初稿书于2017年12月
改稿于2018年5月
作者近影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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